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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继承人范围与顺序探讨(上)—— 婚姻家庭法律咨询

[日期:2018-10-12] 来源:  作者:王梦娇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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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财产种类的多样化和家庭结构的转变,于1985年颁布并施行的《继承法》已经难以满足现实状况的需要,其自身的立法简陋和缺陷限制了继承制度调整功能的进一步发挥,特别是原先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已经引发了很多争议,需要立法者和法学界专家着眼于此并且给出相关建议。 

一、现有法定继承人立法缺陷

(一)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是指哪些人能够成为法定继承人参加继承取得遗产。我国《继承法》将法定继承人限定于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几个主体,并且规定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者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女婿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参与继承。另外,《继承法》还规定了孙子女、外孙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的代位继承权。除去配偶,我国被纳入法定继承人的直系血亲上至祖父母、外祖父母、下至全体直系卑血亲,旁系血亲继承人止于兄弟姐妹。这一范围是世界上最窄的国家之一,不仅不能适应我国现有的家庭结构和血亲变化,也不利于保护自然人的私有财产。

(二)法定继承人顺序太少且不合理

《继承法》第10条规定,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有如下两个: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定继承人顺序是最少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继承顺序是八个,英国有七个,澳大利亚多数州和德国规定了五个,法国规定了四个顺序,瑞士、日本、意大利(除了国家作为第四顺序继承人之外)和美国规定了三个继承顺序,而我国仅仅规定了两个继承顺序。这样的规定一方面会产生遗产继承过于集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遗产因无人继承而被收归国有的情况。

我国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也存在问题。根据王丽萍教授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民间群众愿意将父母作为第一继承人的支持率仅仅占三成,远低于将配偶和子女作为第一继承人的比例1。相对于其他的法律制度,继承制度与人们的生活更加贴近、关系更加密切,应用到的机会也更大,所以继承法的制定不能单纯地运用法理知识而脱离现实去制定,应该充分考虑大众心理意愿和民间继承习惯等因素,使其贴合实际,以便于群众接受。 

二、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探讨

(一)配偶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合理性

关于将配偶作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法律起草者对此解释道,配偶是被继承人家庭的重要成员,经济上的联系也比其他人更为密切,假如不固定在一个顺序,易产生被继承人死亡后在没有父母、子女时,所遗留下来的财产便由配偶与被继承人经济联系不很密切的兄弟姐妹共同继承,虽然也可以规定彼此间继承份额的不同,但终究不算合理,无固定顺序的规定也体现了一些不好的婚姻家庭伦理2)。有些学者担心如果将配偶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一旦被继承人父母已经过世且被继承人不曾育有子女,其遗产将完全归配偶所有,一旦配偶再婚,这些财产将完全流向与被继承人无关的人员手中,这违背了被继承人的意愿。但是根据王丽萍教授于2007年所做的民众对法定继承规定的调查结果来看,丈夫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支持率是84.6%,妻子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支持率是80.8%,而儿子、女儿、父亲、母亲作为第一继承人的支持率分别是54.4%、49.5%、39.6%、38.3%3。民众对配偶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支持率远远高于其他人,说明配偶作为第一继承人是众望所归,这与当前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相符。继承法作为私法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充分反映当事人意愿,所以笔者认为将配偶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立法还可以考虑设立配偶先取权,规定配偶对特定财产享有优先权利。因为被继承人和配偶生活在一起,联系更加紧密,必定更加熟悉特定财物,先取权的行使有利于物尽其用和保障配偶居住权等权利的实现。

一些学者建议借鉴域外相关制度,将配偶作为不固定顺序的继承人,可以参加任一顺序的继承,对此笔者认为,我国继承法实施30多年,已经具有相当强的惯性,在现有制度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对私法的改革应当尊重民族传统习俗,不宜引进全新的制度体系。当然,在特定情况下应当将配偶排除出继承人范围,即“因生存配偶的过错,被继承人已申请离婚或已经同意离婚,并具备离婚的实质要件的,该配偶不属于继承人范围。”4配偶是否具有过错,则根据《婚姻法》第32条加以判断。

此外,法定继承的发生是基于血缘或者婚姻关系,配偶继承的基础在于婚姻关系的缔结,那些事实上以夫妻名义生活但未形成婚姻关系的夫妻不适用法定继承人的相关规定,如若必要,可以通过酌情给予制度分配其一定的遗产份额。

(二)父母应当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

我国现行《继承法》将父母纳入第一顺序继承人,是受家庭职能说的影响,认为死者生前对家庭成员负有扶养的义务,死后其财产仍应用来扶养家庭成员,以保障他们的生活需要。我国大陆地区设置继承制度时,受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财富不足等国情的影响,致使法定继承制度倾向于实现社会保障功能,通过保护老人、儿童、妇女等弱者的方式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但是,30多年后的今天,大陆地区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健全,社会财富日益积累,法定继承制度应当弱化甚至放弃以往担负的社会保障功能,转而向尊重死者意愿的方向发展,那么将死者意愿说作为法定继承发生的法理依据更为适宜。一般来说,被继承人总是希望自己的财产在自己的晚辈直系血亲中传承,而不希望流向旁系或者归国家所有。如果将父母作为第一继承人,流向父母的那一部分财产就容易因再次继承而流向旁系亲属。况且由于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实施,大部分家庭结构都已经发生变化,以前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生活模式早已被打破,特别在城市,父母与已婚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的情况并不多,以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才是社会的主要细胞,父母与子女的经济依赖程度大大降低,社会保障不应再是遗产继承的职能。

(三)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继子女不应享有继承权

现行继承法规定,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权利义务和生子女相同。解释上甚至认为继子女可以有双重继承权,即与继父母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既可以继承继父母的财产,还可以继承生父母的财产,继承前者的财产基于扶养关系,继承后者的财产是基于血缘关系。这样的规定保护了继子女的利益,但却违背了法定继承的基础——血缘和婚姻关系。在继父母扶养了继子女之后,法律还强行规定继子女有权继承继父母的遗产,这样的规定很可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给带有未成年子女的男女再婚造成困难。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继承法》关于继子女继承权的规定缺乏合理性,应当加以修改,如果再婚对方愿意扶养继子女,可以将其收为养子女,按照养子女与养父母的关系处理扶养和继承问题;如果不愿扶养,那么该子女只能是其亲生父母的子女;如果双方相处融洽,形成了实际上的扶养、赡养问题,可以通过遗嘱或者酌给财产制度分给其适当的财产。5同理,继父母也无权继承继子女的遗产,如果双方关系良好,形成事实上的扶养关系,可以通过遗嘱或者酌给遗产制度分给其适当财产。这样既充分考虑到了当事人的心理意愿,又能解决实际问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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